分析至此，即便经过层层论证最终得出这一结论，可能仍然有很多人对此结论产生质疑：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中国的语境下究竟有何意义，因为在中国目前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设计中根本就不存在第三审程序。

[42]例如，企业间形成垄断性价格同盟对消费者构成侵害。[41]James E. Grunig and Larrisa A. Grunig, supra note 16. [42]参见贡特尔?托依布纳：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泮伟江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7年第2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换言之，要解答软法为什么可以视作法，软法在规范意义上（而不是事实意义上）为什么应该得到服从的问题，或许可以着眼于寻找软法与硬法共享规范性基础的可能性。当今社会更趋复杂化、碎片化和差异化，社会子系统日益分殊且变动不居，造成了规则体系的分裂，依靠民族国家系统制定统一适用规则的策略已经捉襟见肘。法律世界之中的沟通不仅可以立信、说服，更可以实现法律的合法化/正当化（legitimization）。沟通是人们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的任何过程。通过解释，软法与正式法律规则的规范内容发生关联，从而享有较高的特殊地位。

迄今为止，为软法概念正当性进行辩护的理论纷纭杂陈，主要围绕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第一，软法为什么可以视作法？第二，软法为什么是可选择的以及为什么被遵守？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存在一系列的论述，László Blutman教授将其大致分成两个家族（family）：功能理论（functional arguments）和接近理论（proximity arguments）。其主要目的是用法的思路来认知社会秩序的构成和运作，认知国家法和非国家法在促进此类秩序方面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经济系统中，它是关于依据经济逻辑所进行的沟通。

相反，网络目的赋予权利和义务，团体目的和个体目的同时被遵从。由此，我必须就您的问题做一个回答，私法如何与其他的法律部门相互藕合。当然，民法典涉及经济关系但又超越了这一范围，不仅涉及家庭法、继承法、合同法及侵权法，还涉及作为处理非经济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这取决于合同存在于何种语境中，它并不仅仅从合同双方相互订立的契约中，或者从彼此合作的情景中获得信息，而是同时从合同所嵌入的制度—市场或者组织或其他的制度—中获得。

一种观点坚持在传统第三人保护合同的框架内，强调委托人与专家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据契约的默示合意推导出专家对鉴定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责任标准。这是否意味着将出现一部覆盖所有社会领域的民法？今天，法律人应当如何思考现代市民社会与民法的关系呢？ 托依布纳如果你今天询问一位法学家，市民社会和民法的关系是什么？他会回答，民法是经济的法律，合同是一种经济交易，团体法是经济企业的法律，等等。

以上观点是否违背了合同法？当格式条款没有规定再分配义务时，即未就再分配利益做出约定，那么也就不存在义务。在另一方面，还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的生产体制是怎样对被移植过来的规范产生效果以及被移植的规范又是如何反过来改变生产体制的。而这就产生了对于规范移植的阻力，在结构性耦合的情形下这种阻力会更大。或者当专利涉及多方签订合同时，此时就与网络契约的情形十分接近了，与特许经营相类似，在此种情形下，专利合同建立了一种网络或合同结合。

而这种双重结构是传统混合契约理论所缺乏的。当合同法单纯被指向经济交易时，医生、律师及其他职业的生产成果仅仅从效益角度被观察，法律也单一指向经济的观察方式。尤其在像特许经营这样呈现网络状的现代经济交易形态中，网络中的行为、风险、损害及利益归属于谁？是各个加盟者、总部还是网络整体？传统民法中的混合契约理论实际上是在区分各个领域后赋予合同不同的属性，然后借助合同解释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一针对私法的一般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消亡，并转向了越来越被增强的私法经济化。

专家必须客观地根据科学标准行为。  三、法律合同的文化优势 顾祝轩在中国实务界有句俗话叫打了官司输了关系，意思是指当人们遭遇商务纠纷时，不会动辄依据合同法去打官司。

私法不仅要衡量合同关系中的个人利益，而且必须分析被嵌入合同内部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从此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公法私法二元论与德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思考之间存在某种亲近性。

一般条款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将此种非合意要素注入合同内部，进行法律构筑并尽可能地调整之。在本案中，联邦法院通过扩展第三人保护的法律构成并将其适用于市场中匿名的交换关系，从而扩大了第三人保护合同的范围。在阿波罗案中，网络目的意味着在特许经营系统内，个体目的和团体目的都应当被顾及。顾祝轩这样看来，围绕法律移植，不管是莱格兰德的语境论还是沃森的法律自律论，均采取了极端的论证方法，而您提出的法律刺激的理论，在承认法律与文化相互结合这一点上，与语境论相一致。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国家的宪法，另一方面，法国民法典产生了社会的宪法。顾祝轩在社会功能高度分化的今天，的确如同您所说的那样，法律同其他社会系统已经发生紧密关联。

那么现在一般条款问题进来了。正是有了这种不确定性，一般条款能够成为被准确定义的合同法强制性规范的补充。

私法必须阻止职业标准被经济理性所破坏。这首先是正确的，事实上，私法只不过是国家的法律，适用于私人关系并且应当由公共的宪法价值予以统治。

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以上判决后不久，格式条款（AGB）被修改并据此删除了总部的援助义务（Forderpf lichten）。民法是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正是依据此种因网络结构带来的高度的忠实义务或结合义务（Verbundpflicht），总部应当将因网络带来的利益再分配给各个加盟者。合同与以上三种不同维度均发生关联，无论是源自哪一个维度的诉求，合同都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正因为一般条款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合同才有可能被整合进入社会。举例而言，今天，民法如何规范市场的竞争秩序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假设在一项融资买卖（finanzierten Kauf）中，汽车出售方与某家银行合作，由银行资助汽车购买人，那么原则上存在两个独立的合同即一个买卖合同和一个融资租赁合同（Finanzierungsvertrag），根据债务关系的相对性原则，他们具有各自的命运。因此，其是作为合同结合的网络目的。

合同的约束力并不取决于合同当事人间共享的依据，而是取决于我做出了承诺，而这一承诺在未来对我具有约束力。与此相对应，基于网络目的形成了总部必须将利益再分配给特许经营加盟者的义务。

在这里，公司目的获得了如下含义：一方面公司关系得以建立，另一方面根据公司目的引出了极为丰富的法律上的给付义务即公司法著名的忠实义务。这就是系统间松散耦合。

这实际上是社会协调的一种可能性，仅仅服从遵循个人利益的经济目的。在中国实施计划经济时代，因实行公有制，长期否定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这个系统中，特许经营的总部与各个单独的特许经营加盟者签订了双务合同。当法律与社会之间结构耦合呈现较强的情形时，法律移植不仅受到继受国法律文化的影响，而且会遭遇法律外部力量的抵抗。

  二、私法必须阻止经济理性破坏职业标准 顾祝轩在中国，作为一种法律版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法经济学正在获得话语权。这与在公法上不同，在公法中，国家设定目标并且为了实现目标而制定了规范。

我仅仅因为且当给付和对价符合个人利益时方才履行给付。对此，联邦法院判决被告对与鉴定合同毫无关联的买受人须承担合同上的全额损害赔偿义务。

一种长期的商业联系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并非因缔约而产生。社会学的观察如何才能进入传统法律教义学层面？欧洲私法的两种主要组织形态（市场和法人）来自团体法与契约法之双重要素渗透而形成的新的法律形态，例如网络契约，这是否预示着新的方法的到来？ 托依布纳这完全不是一种对立，革命与实验的对立。